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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来源: | 作者:萧评 | 发布时间: 2019-10-09 | 3896 次浏览 | 分享到:
“军民融合”这个概念据说是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提出来的,我们国家从2010年就开始起步,2016年作为国家政策由中央正式提出。

军转民是大趋势

“军民融合”这个概念据说是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提出来的,我们国家从2010年就开始起步,2016年作为国家政策由中央正式提出。啥叫军民融合?两句话:军转民,民参军。军转民,就是拿出军方的优势资源给民用,主要是科技成果;民参军,就是拿出民用的优势资源给军方用,当然也是科技成果什么的。个人理解,军民融合在兼顾国防安全的同时,主要还是发展经济的取向,更多的是通过融合分享,把军事资源使用在民用领域,促进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把军用与民用两种原本互不搭嘎的资源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感觉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毕竟战争需求在逐渐减少,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永远在增加,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就是军需做减法民需做加法,所以军转民是大势所趋。军民融合(尤其是军转民)有很多优势可以帮助经济发展,如果能成规模地大面积推广,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科技有战争基因

有没有注意到,现代科技的发展很多都是首先来自于军工产业,现实中是战争的需求呼唤出了新科技。曾经有学者统计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代至互联网技术兴盛之前,全球发生过的6次新技术革命都与军事科技相关,这些高科技的开发应用对推动战后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分析,在冷战时期愈演愈烈的美苏军备竞赛背景下,两大阵营间各国的国力竞争事实上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种逻辑下,未来战争更是拼技术的趋势,所以在和平年代的裁军大潮下,对于军事战略而言,科技的发展反而更加重要。

军事科技优势独特

军事科技有几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优势。一个是常备化,在和平常态下,军事科技的研发更多的是储备性质,即备战科技,它们的现实作用往往是威慑,不一定使用,能吓唬人就够了,例如热核武器,所以军事科技都是随时能上场的预备队。另一个是高精尖化,军事科技与民用科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要命”的,弄好了要人家的命,弄不好就要自己的命,来不得半点含糊,必须是绝对的高精尖,所以军事科技都是国家队水准。还有一个是独家化,军事科技都是独门绝技,不可能谁都能随便掌握,任何军工装备和生产工艺都有一套独立的技术体系,绝对保密不可在市场上分享,所以军事科技都是独家垄断的知识产权。再有一个就是通用性,越是高科技,在原理上就越是具有通用逻辑,能够具体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尤其是在生产设备方面例如发动机、数控机床、精密仪器等,能够在非军事领域更广泛地应用,所以军事科技并不天然地自我封闭。

举国体制优势资源的再分配

战争(局部战争)、准战争(冷战)、紧张对峙、激烈竞争等等情况都需要举国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科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所谓超常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强大的行政性资源保障;二是不差钱,有雄厚财力保障;三是不计成本,不用费心考虑经济效益。这些年为什么我们的军工产业能够突飞猛进?就是举国体制在起作用,这种制度优势使中国的军事科技在全世界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全球范围内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是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举国体制并没有改变,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在国民经济分配结构中,有一部分投入到国防建设领域的资源要通过军民融合的形式拿出来进行再分配,相当于让民用经济分享国防费,这是一个“额外”的跨界配置,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天大的好事,等于是一种新供给。

与市场相融相合的挑战

军民融合这件事会打开市场经济与军事资源的封闭性二元结构,这是一个挑战。从军事资源的角度看,军事科技与军工资源本身是独立于市场经济的,传统上我们的国防事务是不讲经济效益的(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所以在军转民的过程中让军方按市场规律办事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他们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企业并不熟悉如何讲经济效益,所以初期阶段更多的是“开放”而非深度参与,例如开放某些技术(包括设备设施等),开放一些资源(如通用航空的低空空间等)。至于军工企业融入市场,或者军民两用、或者整体转型,将会涉及到诸如理念、模式、机制、利益等等的转变和创新,这一点有点类似于东北地区大国企模式的经济转型,本质上就是军方的人要接受市场化逻辑的一场改革创新,这个难度不亚于振兴东北。可以预想,在四川的广元、山西的太原、湖南的湘潭等地那些分散的军工企业开展市场化转型改革,或许遇到的问题与在东北地区整体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军民融合也给东北振兴一个启示。